从生命健康到气候变化，从食品安全到能源安全，生物经济已涉及到我们生存、生活与发展的方方面面。生物经济这一概念，被认为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之后的第四种经济形态。世界著名未来学家AlvinToffler指出，生物技术对人类的影响，将远超过信息技术。
孕妇通过基因检测查看胎儿情况；生物育种等生物技术培育的超级稻助力水稻高质高产；利用微生物修复土壤活性；生物合成能源供电……在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助推下，生物经济已经成为信息经济、互联网经济之后新的经济驱动力量。
现今，虽然人类已攻克了大多数病症，但对于重型β-地中海贫血患者来说，唯有输血才能保命。
β-地中海贫血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血液病，由β-珠蛋白基因突变引起，其特征是血红蛋白生成显著减少或缺失，严重时会出现严重贫血。目前只能终生通过定期输血补充血红蛋白以暂缓症状，但治疗相关的铁超负荷并发症会增加发病率和死亡率的风险。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患有重型和中间型地中海贫血人数为30万人，且这个数字还在增加。
今年读初一的小杰（化名）就是生物经济发展的受益者。2020年，小杰成为我国CRISPR-Cas9基因工程技术造血干细胞自体移植治疗地中海贫血临床研究首例受试者。接受治疗后，到现在已有近2年没有进行过输血，小杰也终于可以像一般的同龄孩子一样正常上学和生活。
据了解，小杰从出生2个月便被查出来重型地中海贫血，随着年龄增加，生长发育等需求对输血的频次要求也在增加，需要半个月左右去医院输一次血，输血和治疗过程持续了十年以上。虽然有治疗，但是药物及输血治疗带来的副作用以及长期贫血，让小杰难以正常上学参加体育或者其他活动。
生物技术的进步，让小杰过去的不可能变成可能，而这种变革还在继续。吃的粮食也许不再需要田间种植，吃什么、补什么的传统可能直接被缺什么、吃什么来代替。此前，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从头合成，使淀粉生产从传统农业种植向工业车间生产转变成为可能。另外，我国科学家还通过电催化与生物合成相结合，以二氧化碳和水为原料合成葡萄糖和脂肪酸。
生物经济（Bio-economy）是以生物学、生命科学等理论为基础，通过高通量测序、基因组编辑、生物信息分析等，形成新的物质和材料，给人类生产生活乃至经济社会带来彻底改变。其中，合成生物的产业主体主要聚焦于生物制药、生物医疗、生物制剂、生物能源与生物平台五大领域。
《2022年中国合成生物学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与石化相比，基于合成生物学的生物制造具有极大的物质分子创新潜力。天然生物有300万种分子或新材料尚待发掘，生物制造可能是满足分子材料创新需求的最优解决方案，可为跨行业规模化创新带来新的机遇。据McKinsey统计，生物制造的产品可以覆盖70%化学制造的产品，并在继续拓展边界，预计到2025年，合成生物学与生物制造的经济影响将达到1000亿美元，未来10年至20年，合成生物学应用可能对全球每年产生2万至4万亿美元的直接经济影响。
据中科院天工所统计，和石化路线相比，目前合成生物制造产品平均节能减排30％至50％，未来潜力将达到50％至70％。世界经合组织（OECD）报告曾预测，至2030年OECD国家将形成基于可再生资源的生物经济形态，生物制造的经济和环境效益将超过生物农业和生物医药，在生物经济中的贡献率达到39%。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技术研究所所长马延和表示，依托生物制造技术，能够实现化工原料和过程的替代，有望彻底变革未来物质加工和生产模式。
正是生物技术拓展了生物应用的边界，具有极高的创新潜力，也撬动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已成为各国重点进行战略布局的新兴领域。
早在2000年12月，美国政府就提出《促进生物经济革命：基于生物的产品和生物能源》战略性计划。2012年4月白宫发布《国家生物经济蓝图》，重点描绘了美联邦政府生物经济五大战略目标。
在欧盟第七框架计划中将生物经济列为优先支持领域，并先后建立了未来植物、生物燃料等一系列生物经济研究计划与技术平台。2010年，德国政府通过了《生物经济2030国家研究战略》，旨在发展可持续生物经济，以遵循自然物质循环、确保丰富多样的饮食以及通过高价值的可再生产品提高国家竞争力。2013年7月德国政府再次发布生物经济战略，提出通过大力发展生物经济，以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增加就业机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高德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和科研领域的竞争力。
目前来看，在生物技术领域，美国具有明显优势。《2022年中国合成生物学产业发展报告》显示，合成生物学领域起步较早且前期投入较大，美国在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全球领先。在基础研究领域，美国在合成生物学论文发文的总量常年占据首位，约占全球总量的33%。截至2021年，美国在合成生物学领域的专利家族数量占全球总量59%，是合成生物学领域最主要的技术来源国家。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我国在生物制造上拥有强大的产业基础和配套的工业体系，具备产业和成本的优势。据统计，我国发酵品年总产量超过3000万吨，稳居全球第一，占据了全球约70%的发酵产能，在氨基酸、有机酸和维生素等大宗生物发酵制品的产量上全球领先。在产物分离纯化方面，国内深厚的化工基础可以更好地帮助企业高效低成本地进行产物的提纯工艺开发。
但整体来看，我国短板在基础技术、核心设备上。上述人士坦言，现阶段，我国微生物制造的核心装备支撑系统仍与先进国家有着较大的差距，缺乏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微生物反应器、过程传感检测、生物技术软件工程等为核心的装备支撑系统。
“生物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制高点。”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丁列明说。
我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指出，布局前瞻未来产业，发展生物经济，加快生物制造等方面前沿技术研发和应用。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白京羽此前透露，到2025年，我国生物经济总量有望达到22万亿元，其中核心产业总量超过7.5万亿元。
中国科学院院士、广州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院长徐涛表示，与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要求相比，与14亿多人口的健康需求相比，我国健康产业发展尚存在差距。他建议，强化生命健康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抓好脑科学、基因编辑、细胞疗法、生物工程技术与新材料领域技术突破，做好疫苗、高端器械、重大装备自主研发，创新产品供给必须突出差异化。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毕井泉表示，生物医药是全球新一轮科技变革中科技含量最高、创新最为密集、投资最为活跃的领域。从我国来看，近八年投入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研发的社会资金高达1.5万亿元。在多方投入下，我国在生物医药创新领域取得重大成果。过去十年，中国批准上市新药数量占全球15%左右，本土企业在研新药数量占全球33%，在中国开展新药临床试验有5500多项。生物医药的创新，已经成为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标志。
“但同时还应认识到，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药大部分属于跟随式、引进式创新，新靶点、新化合物、新作用机理的原创性新药不多，创新的质量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差距。”毕井泉说。
毕井泉建议，应持续鼓励创新药研究开发，加强金融投资支持，打造更好的创新创业人才环境，以提升核心竞争力。同时，改革完善新药的价格形成机制，稳定市场预期，增强经营主体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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